花两万多元购买的早教课包，因校区搬迁，家里老人接送孩子十分不便，家长提出退费竟被要求扣除70%费用——这是郑州市民严燕近期遭遇的预付式消费困境。

  记者经过数月追踪调查发现，此类霸王条款并非个例。从早教到美容美发，从健身到餐饮，预付式消费领域“办卡容易退费难”“职业闭店人卷款跑路”等问题已成顽疾，而监管权责不清、相关立法滞后、维权成本过高，正成为消费者“退费无门”的核心堵点。

  事件：机构搬迁，退费遇阻

  2025年，郑州市民严燕在一家机构给孩子报了早教课，100节的大课包花费两万多元。

  课程初期体验不错，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2026年年初，严燕收到机构通知，称因房租到期、房东涨价，机构不愿续租，“会将店内学员安排到另一个校区上课”。

  新校区距严燕家一二十公里，家里老人接送孩子上课十分不便，严燕因此提出退费。机构虽同意退费，却拿出一套复杂的退费规则。“首先，对未上满三分之一课程的学员，只能退30%的费用；其次，退费按照正价课时费折算后，可退金额会更少；最后，购买课程赠送的礼品也要折价，并从总费用中扣除。”严燕说。

  严燕告诉记者，购买课程时签的电子协议中，的确有“未上满三分之一课程想要退费时，按30%的费用退还”的内容，“但该条款生效的前提是消费者违约。而现在是早教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地点，上述退费条款不应生效”。

  经过多次沟通，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面对退费困境，严燕走上了维权道路。她也曾向记者求助。今年3月，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12315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反映诉求，平台将投诉转接给当地街道办。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已有多名消费者投诉该机构退费问题，此事均由街道办牵头处理，“多数消费者无法和机构达成一致，基本按照30%的比例退费。”

  随后，记者又以消费者名义与该机构沟通。机构工作人员称，两个校区虽属同一品牌，但法人主体不同，现校区出于社会责任接收原有学员。

  “对方也准备了退费资金，但并没有那么多。原来计划给50人办理退费，每人的退费比例都是30%，如果个别消费者提高退费比例，退费资金可能只够给48人退费，反而更容易引发矛盾。”该工作人员解释。

  权衡再三，严燕无奈接受了退款30%这一方案。因退款未到账，她不愿公布机构名称：“维权成本太高，几乎投诉无门。最好的办法是起诉，但我没有时间。”

  症结：权责不清，举证困难

  近年来，预付式消费一直是消费维权的重灾区。河南省市场监管局12315指挥中心曾提供数据，2024年，全省共接到利用预付费形式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投诉超4万次。漯河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2024年12315消费维权形势分析报告指出，销售服务类投诉受理量较大，主要集中在预付卡退费难、虚假宣传等。

  据《中国市场监管报》报道，有记者曾在郑东新区某商业综合体随机采访发现，超过80%的消费者参与过预付式消费，其中，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遇到过商家“卷款跑路”。

  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2024年十大消费维权热点中，“职业闭店人”坑害消费者现象位列第一，早教、美容美发、健身、餐饮等预付费行业，已成“职业闭店”案件多发区。

  公开报道显示，“职业闭店人”向原店主收取“转让”费用获利，有的以“零元购”方式从原店主手中接过门店，借促销之名大肆收取预付费，然后关门跑路，消费者被迫走上漫长的维权之路。

  为何预付式消费领域成为侵权“重灾区”？记者调查发现，根源在于缺少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部门监管权责不清、消费者证据意识欠缺、维权成本高等多重因素。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进行国家层面的立法，相关规定分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

  “但因各种现实因素，这些规定落地后的规范治理作用仍不够理想。不少地方监管部门和预付式消费经营者对此持观望态度，导致许多预付式消费监督管理、企业发卡备案、资金存管等工作仍然没有落到实处。”陈音江说。

  记者梳理多起消费维权线索后发现，消费者普遍缺乏主动取证意识。郑州市民王选曾在健身房充值办卡，遭遇门店跑路。他坦言，最初签订的合同早已不知去向。“门店关门后找不到责任人，店员一问三不知。想走法律途径，一听说要准备烦琐的资料、多次出庭、诉讼周期长，最终只能自认倒霉。”

  严燕也表示，直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早教机构的主管单位究竟是谁：“问了一圈，部门之间来回推诿，谁都不愿意担责。”

  《检察日报》曾发文称，预付卡的发行、使用涉及商务、审批服务、市场监督管理等多个职能部门，在实际监管中，各部门之间往往存在主体权责不清、信息壁垒等情况，导致监管不力，纠纷频发。

  探索：多地试水，立法提速

  记者梳理发现，北京、上海等地在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方面已走在前列。2018年，上海就出台全国首个相关地方性法规《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该法规于2025年11月完成修订，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其中强调，商务、文化旅游、科技、体育、卫生健康等多部门要按照市人民政府确定的职责分工，负责本行业本领域的单用途卡经营活动的监管工作；市场监管、文化旅游等行政执法部门，以及数据、公安、财政、税务、司法行政等部门各司其职，协同监管。

  今年5月，北京市商务局会同市市场监管局、金融管理部门等联合印发《北京市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备案及预收资金管理实施办法》，进一步强化资金监管和备案要求。

  河南省行业内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从北京、上海的经验可以看出，出台地方性法规有多么重要。“一旦有了相关法规，就能明确各职能部门和执法部门的权责划分。现实中，消费者维权不知道找哪个部门投诉，只能拨打12315或12345市民服务热线。缺少对应法规，很容易出现推诿扯皮，既降低市民幸福感，也影响城市营商环境。”

  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已提上日程。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将《预付式消费监督管理条例》列入立法预备制定项目，标志着专项行政法规的制定工作已驶入快车道。

  河南：建立平台，仍待完善

  河南也在积极推进预付式消费监管创新。今年3月13日，河南省首个融合信托机制的市级预付费资金监管平台——“郑预付”正式上线。该平台融合信托制度优势与政务服务特色，有效破解预付资金监管流程烦琐、资金隔离不彻底等难题。

  平台操作流程简便，在“郑预付”平台上，消费者通过“郑好办”APP或微信小程序完成充值后，资金进入信托专户，由中原信托负责资金保管、交易监督和指令执行。在银行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承担托管角色，负责资金划转和账户管理。政府监管部门则通过后台系统，实时监测商户的经营状况和资金流向，一旦出现异常，可提前介入。

  8月4日，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商户发现，虽然平台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但商户入驻积极性普遍不高。“做生意现金流很重要。过去消费者充值1000元钱，资金直接由商户支配；入驻平台后，每笔消费都需要等平台划拨，商户资金周转压力很大。”一名商户直言。

  商户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信托监管模式虽能保障消费者资金安全，但客观上会影响商户的现金流。

  中国信托业协会特约讲师周萍分析称：“平台在业务推广中遇到不少现实困难。商户方面，信托监管要求消费后才结算，影响其现金流，导致参与意愿不强；运营方面，业务涉及大量小额高频交易，系统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服务费用相对有限，盈利覆盖成本存在压力；此外，信托公司以往的业务模式和能力储备，也需要时间去适应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大规模运营业务。”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济南“预付宝”的做法值得借鉴。该平台由支付宝、中国工商银行与国民信托三方共建，商家入驻后，预付资金封存在监管账户中，商家可“免申即享”利息支持；若遇资金压力，还可在线申请融资，个人综合授信最高可达60万元，免息还款期最长50天。

  “郑预付”上线近5个月，如何实现常态化推广、完善商户激励机制、迭代风险预警系统，仍是摆在监管者面前的长期课题。上述知情人士称，如何把“政府推着走”转变为“商户抢着进”，考验的不仅是技术能力，更是制度设计的智慧。本报全媒体记者张逸菲文/图